2012年，我国实现了粮食产量“九连增”，农民增收“九连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告，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3189万吨（2638亿斤），比2012年增产196万吨（39亿斤），增长1.5%。［1］这些成绩的取得十分来之不易。但从我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看，粮食问题仍然事关全局，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一、我国粮食需求的中长期趋势

　　我国城镇化刚刚迈过50%的门槛，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这对于粮食供应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正在快速升级中

　　当前，我国多数居民已经走出“力争吃饱饭”的阶段，而处于讲求荤素搭配的“吃好”阶段和讲究营养合理的“吃的健康”阶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0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肉蛋奶等数量都有持续较大幅度上升，肉类（含猪、牛羊、禽类）从25.16千克增长到35.17千克，鲜蛋由7.25千克增长到10.12千克，鲜奶由4.63千克增长到13.70千克，水产品由7.69千克增长到14.62千克，分别增长40%、41%、196%和90%。

　　另外，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现金消费支出看，肉蛋奶等的消费数量是与收入水平高度正相关的（如表1所示）。可以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我国粮食问题的实质已经发生变化，正在由口粮型需求为主转变为副食型、身份型消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正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这将是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动力。

　　表1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现金消费副食支出

　　（二）城镇化加速推动城乡居民食品消费趋同和升级

　　当前我国进入城镇化的加速期，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长1％左右，每年有1000万—12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当前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饮食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购买的粮食为80.71千克，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消费的粮食（原粮）高达170.74，是前者的2.12倍；而在肉禽及制品消费方面，两者分别是35.17千克和23.30千克，后者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二；在蛋类消费方面，二者分别是10.12千克和5.40，后者只有前者的53%；水产品消费方面，二者分别是14.62千克和5.36千克，后者只有前者的37%，奶类消费方面，二者分别是13.70千克和5.16千克，后者只有前者的38%。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农村人口在进入城镇后，必然同时伴随着消费结构、包括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既反映在“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也反映在食品消费内容的趋同。总的来看，体现为口粮的下降和肉蛋奶水产等的增加。

　　（三）从国际趋势比较看，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处于继续调整期

　　根据国际粮农组织（FAO）的数据，欧美国家总蛋品消费量低于我国，但他们更注重对奶、牛肉、猪肉等畜产品的消费。FAO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人均奶品消费量为113.3公斤，英国为112.7公斤，西班牙为78.1公斤，荷兰为139.9公斤，意大利为29.5公斤，德国为82.1公斤，法国为33.7公斤，加拿大为35.6公斤，而我国为27.5公斤；2009年美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为39.8公斤，英国为19.8公斤，西班牙为14.3公斤，荷兰为18.1公斤，意大利为23.6公斤，德国为12.8公斤，法国为25.5公斤，加拿大为30.9公斤，而我国为4.8公斤。根据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谷继承的说法，2012年我国人均奶制品消费量是32.4公斤，相当于亚洲平均水平的50%，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根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年间，从2001-2011年间，我国的人均口粮消费量基本稳定，但猪肉消费量增长了20%，禽蛋增长21%，禽肉增长37%，牛奶增长223%。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

　　众所周知，肉蛋奶水产的供应，绝大部分是通过粮食转化的。为此，饲料的转化率就成为一个影响粮食政策取向的重要因素。关于饲料转化率的研究很多，但在使用上差异性很大，直接影响到对于饲料用粮的估算。综合来看，蛋鸡的料蛋比在1.8～2.5∶1之间，肉牛料肉比在8～10∶1之间、生猪料肉比在3～4∶1左右，水产（鱼）料肉比约为1∶1左右，牛奶转化为1∶3左右。2011年，我国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谷物产量51183万吨，其中用于饲料生产的数量为15518万吨（2001年为10372万吨），已经占产量的约30%。同期食用口粮占比则从65%降至53%。可以确定，未来二三十年内，居民消费会极大地拉动肉蛋奶水产强劲的市场需求。所以，未来因居民食品结构升级而增加的粮食需求会大大增加。

　　二、我国粮食价格的真实水平及其影响

　　粮食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其价格具有拉动市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

　　（一）我国粮食的真实价格长期偏低

　　根据中国粮网的数据，2001年1月至2012年10月，我国国内粮食价格整体呈趋势性上涨。以吉林为代表的玉米价格累计上涨117.9%，年均上涨7.3%；以河南为代表的普通小麦价格累计上涨101.5%，年均上涨6.6%；以江西为代表的籼米价格累计上涨138.5%，年均上涨8.2%；以黑龙江为代表的国产大豆价格累计上涨127.3%，年均上涨7.8%。仅以这些数据来看，粮食价格不同程度地上涨了一倍多。但是，价格的考察不能以单一产品的历史数据作为参照，只有放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也其他价格的比较，才能反映实际变化情况。

　　与全国居民收入情况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是2253元和6280元，2011年则达到6977元和21810元，分别增长210%和247%。

　　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相比，以2002年为基期100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表明，201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升到基期的178%，10年间，除2009年略有回落外，其余所有年份都呈增长态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测算，2002年到2011年底，化肥、农药、家用机油、半机械化农具、机械化农具的价格指数都呈连续上涨态势，2011年分别达到基期的184%、123%、202%、124%和141%。其中，2000年尿素市场批发价大约1000元每吨，2012年达到2500元每吨，增长150%。这些硬性粮食生产支出，还没有包括农业劳动者的人工成本。

　　与农民工工资相比，2002年全国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约为659元［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提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49元。比2002年增加1390元，增幅达211%。

　　与其他农产品价格相比，多地调查表明，虽然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而且投入较大，但种菜、种水果与种粮收入比达8-10倍，导致多地农民由种粮转为种菜、种水果。为此，全国多地出现了“菜篮子”打败“米袋子”的情况。

　　与其他产品价格相比，从2000年到2012年，房价上涨超过10倍，汽油涨价将近3倍。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得出结论，粮食价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长期偏低的，政府实际上通过收购价政策和市场干预政策，有效地压低了粮价，保持了CPI的低位运行。从近几年的观察来看，虽然粮价经历了一个缓慢上涨，但真实粮价偏低的状况并没有太大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了，实际粮价不增反降，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城市、市民偏向的政策选择，是以农民发展、粮食安全为代价的。

　　（二）实际粮价偏低对农户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的启动、甚至说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实现农民家庭粮食自给自足之外，解决了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重新恢复了家庭的生产生活组织特性，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和生活的经济性。三是适应了我国社会的消费结构，当时的“以粮为纲”导向是适应全国人民“吃饱饭”的消费实际的。四是每年季节性的收获，为我国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群众编织了一张“生活保障网”，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得以维持。五是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政府合法性危机。因为人民公社制使得农民群众生活日益困顿，许多人产生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实行家庭经营后，“能不能过上好生活”不再是政府责任，而很容易被理解为自己家人努力与否和聪明与否。六是将农民吸引在土地上，不致忽然间大规模跨地区、城乡间流动，对社会造成太大压力，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

　　长期粮价偏低正在改变这些现状。

　　其一，耕地较少地区的“小农经济”趋于破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按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材料，全国人均经营耕地面积2.3亩，人均高于3亩的只有6个省（自治区），高于2亩低于3亩的也仅有3个省。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经验数据表明，北方大部分年产两季地区，种冬小麦一季收成800-1000斤/亩，市场价格约800-1000元，种玉米一季收成1000-1200斤/亩，市场价格约950-1150元，两季种粮直补150元左右，亩均年收入1900-2300元，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成本800-1000元，亩均收入1100-1300元。如果按照目前的全国农村居民人纯收入水平测算，则至少人均种粮要达到7亩以上，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调查表明，10年前，人均耕地1-2亩、3-4口的农民家庭，如果从事粮食生产，农业的投入与产出稍有盈余，家庭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10年后，取消了农业税费，还增加了种粮补贴，粮食价格也有所提升，但土地减少和农资、水电等价格同时发生变化，农村家庭务农收入仍然在2000-3000元左右。可以说，以种粮为主要收入、家庭联产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正在走向破产。

　　其二，小农经济的破产将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虽然依靠科技提高单产，挽救了粮食生产的下滑。但“未来谁来种粮”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许多地方的“80后”农民无地可种、不愿意种地、不会种地，对土地和农村也缺乏感情。特别是，家庭的生产生活组织功能再次被瓦解，低素质、缺乏组织的农民日益被抛到市场的大潮中，生活的成本大大加大，未来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

　　其三，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和无助感，正在引发农民的不满情绪。既然种地难以保证体面的、可预期的未来好生活，农民必然将未来再次托付给政府。而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晚，仍然未做到全覆盖，且保障水平低，不能实现地区间流转，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远未做到。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对农民进城落户的歧视甚至敌意，都在加剧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部分土地较少的农民进城后，生活成本高昂但收入较低，生活在城镇但缺乏认同和融入，实际上已经再次“无产化”、“边缘化”，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都在增加。

　　其四，土地对于农民的牵制功能正在快速消失，通过种地稳定多数农民、逐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城镇就业的机制正在失效。农民进城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东部沿海人均耕地较少地区的这个苗头正在显现。一旦农民进城突破现在每年1000-1200万的规模，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实际粮价偏低对地区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影响

　　全国各地对于种粮的积极性在下降，“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名存实亡。目前，主要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地理上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从品种上看，稻谷产区东南萎缩、东北扩张，小麦产区向黄淮海集中，玉米产区向华北和东北集中。1985—2011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4个东南沿海省份的粮食总产量减少了1034.7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8.9%下降到10.7%，其中，仅江苏略有增产。同期，四省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从20.62%增长到32.24%，四省的财政也是公认的“好日子”财政，领导人也连连升迁。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却是直线下滑的。比如，浙江省1978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4760.13千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3472.20千公顷，粮食产量为1467.20万吨，此后，一路下滑，2011年分别下降到2462.7千公顷、1254.1千公顷、781.6万吨，分别只有1978年的51.73%、36.12%、53.27%。福建省则先扬后抑，1978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701.05千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2213.13千公顷，粮食产量为744.90万吨；1997年分别达到2918.81千公顷、2041.29千公顷和961.78万吨。此后一路下滑，2011年分别下降到2285.80千公顷、1226.79千公顷、672.80万吨，分别只有1978年的84.63%、55.43%、90.32%，更是远低于农业高峰期1997年的水平。我国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一、占全国GDP11.27%的广东省更是如此。1952年，广东省粮食产量854万吨，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产量，开始有粮食净调出。1978年，广东全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5000千公顷左右。2006年减少将近一半，接近2600千公顷。2011年下降到2530.4千公顷。民盟广东省委研究表明，广东每年粮食总需求3800万吨左右，粮食总产量则在1400万吨左右，缺口高达2400万吨。广东已经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缺粮区，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缺粮区。［3］

　　表2部分地区生产总值

　　但是，粮食生产大省（大县）却往往是经济小省（小县）、财政弱省（弱县）。比如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的黑龙江省，其GDP总量仅排到全国第17名。我国粮食生产第二大省河南，其GDP总量仅排到全国第5名。而且两省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全国第一大产粮县吉林省榆树市年产粮食275万吨左右，商品粮200万吨以上，但其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元，与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苏省昆山市财政收入相差近100倍。

　　正是由于种粮与GDP增长、财税增加的背离，导致各地种粮积极性下降，搞工商业或“耕地非粮化”的积极性大为提升。“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实际上已经在执行中被废止。

　　三、粮食生产深层次的的问题正在显现

　　虽然取得了粮食连增的好成绩，但有些结构性的农业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粮食产需缺口仍有扩大趋势。2000年开始，我国进口粮油数量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白美清在“2012重点粮油企业集团峰会”上公布的数据，2011年粮食大丰收，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总产量超过5.7亿吨，但仍然进口粮食超过6000万吨（含大豆），粮食的自给率下降到90%。而国内大豆产量只有进口数量的1/4，植物油自给率只有30%。2011年，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已从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至1556.2亿美元；逆差从2004年的46.4亿美元升至341.2亿美元。

　　（二）出现了用投入、用资源换增产的情况。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全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其中中央财政支出超过1万亿。农田水利方面，中央财政支出近1400亿。根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年-2015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开展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并补充耕地2400亩，为此，还需要投入6000亿元。我国化肥、种子、农药等方面的支出已为全球之最，农业机械方面的投入也大幅增加。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在“2010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坦承，我国农业化肥施用总量相当于美国、印度总和，而亩均施用量则是美国的3倍多。农业发展引发的面源水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所以，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仍然是投入型、资源过度利用的。而且，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了，但是粮食的质量却是下降的。

　　（三）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不断增强。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压力很大，“保耕地”与“保发展”两难局面日益突出。作为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分布不均衡的国家，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估算，我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加之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水利用率只有40%，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农业增加用水困难，还可能诱发水资源脆弱平衡局面的打破。

　　另外，农业科技支撑不强、种粮比较收益低、气象灾害与生物灾害不确定性增大等问题，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总的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约束紧的转型国家，粮食生产与供应保证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必须警钟长鸣。

　　四、提高粮价是现阶段的现实选择

　　老话讲，谷贱伤农。粮价长期偏低，不光影响到了农民增收的进程，而且对种粮积极性的伤害越来越大。长期积累的后果是，对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造成巨大内伤，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方式，一下子“赶”出来数量远超目前的流动人口，对社会形成很大冲击。而且，目前的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地区性的不愿意务农、不愿意种粮的风气。换言之，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也在下降。目前的政策选择，唯有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的方式，从而提高粮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一）提高粮价，有利于粮食发展和农民增收，有利于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

　　农民经营性收入长期徘徊，主要是因为粮食价格低。依靠科技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固然重要，但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仍然不可放松。为此，如果比较大的提高粮食价格，我国粮食增产的态势就能保持下去，粮食安全就不会成为问题。从历史经验看，198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8.6%，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比上年提高18.7%。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39.9%，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比上年提高35.9%。2003年，粮食市场价格普遍上涨20%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了4.3%。特别是1994年，定购价提高了44%，1995年在粮食连续丰收的情况下，采取了以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为核心的调控措施，1996年再次提高42%。在3年内政府收购价提高了105%，出现了粮食持续增产的局面。近几年我国粮食的收购价格，每百斤粳稻2004年是75元，2012年也只有140元，9年才提高了86.7%。每百斤小麦2007年是70元，2012年不过102元，5年增幅不到46%。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看来，增收难点仍然在农民，特别是平均耕地少的种粮农民。只有比较大幅的提高粮食价格，农民增收才能吃上“定心丸”。特别是，如果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在“三农”问题深层次矛盾渐次暴露的今天，施行提高粮食价格这一“德政”，无疑有利于长期默默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数亿农民福祉。

　　（二）提高粮价，是比提高农业补贴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目前粮食补贴的激励效应在下降。一是粮食直补的补贴数量低，每亩地年均100-200元的补助，根本无法弥补农资上涨的费用。二是由于粮食直补是对着实际播种面积而进行的，实际上成了针对耕地的补贴。在我国人均耕地较低的现实下，这些补贴实际上“撒了胡椒面”，成了对所有承包人的普惠性政策。农民普遍产生了“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心理，对粮食生产并无激励。三是在操作中，出现了种粮人、承包人和种粮食、种经济作物的补贴冲突，补贴出现了与粮食生产脱节的现象。四是补贴政策仍然建立在层层上报、层层审查的机制上，造假虚报等现象时有发生，管理成本很大。

　　另外，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惠农政策，补贴范围小，补贴结构不尽合理，资金分散，效果较差。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测算，我国通过流通环节的补贴仅有25%形成农民收入。而且，经合组织报告显示，中国在2008至2010年间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费用增长了6倍，达到1470亿美元，远远高出美国的农业补贴。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尤其针对农田的化学施肥，不仅有悖于市场竞争的相关规定，更对环境造成负面效应。在国际社会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农业补贴政策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三）提高粮价，对城镇居民生活影响不大

　　郑芳等人专门做过粮价波动对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粮价对不同收入群体的食品、粮食消费支出影响不同。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提高，粮食等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会越来越弱。其中，60%的城镇居民，食品、粮食消费支出增加影响率取值接近于零或者为负。处于收入底层的40%人口则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以最低收入户的5%与10%所受影响最大。［4］

　　实际上，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影响因素很多，粮价只是其中之一。在我国人均口粮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下，这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一要靠自力更生，通过就业、再就业实现生活条件的改善。另外，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物价变化，给予其一定的食品补贴。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推出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俗称食品券)。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12年7月美国总共有破纪录的4668万人向政府领取食品券，月度支出达到62.6亿美元。

　　（四）粮食涨价会抬升CPI是个伪问题

　　目前我国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中，粮食及食品价格所占比重过大。所以，粮价一涨，CPI就涨。这只能说明我国核心CPI的设计存在问题，应当通过调整相应参数和权重来解决。而不能通过粮价“绑定”CPI的办法，借用CPI高企作为压低粮价的理由，从而变相让种粮农民做长期的牺牲。

　　五、粮食收购价提高多少合适？

　　（一）粮食收购价提高少了不行

　　曾有学者对1990-2006年17年间粮价波动对农民收入变化进行了长期分析，结果表明，在17年间，除了两个粮价增长高峰年（1994年和2004年）外，即使粮价上涨，其幅度也往往小于生产资料价格增幅，并没有相应带来农民净收入增加。换言之，只有粮价上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可能超过后者。［5］从1994年和2004年的经验值来看，至少粮价要上涨25%以上，才能真正带来农民净收入的增加。观察也发现，近几年粮食收购价每年小步提高的做法，其实际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为直接提高农民种粮预期，粮食收购价至少要提高一次性30-40%以上才有实际意义。

　　（二）粮食收购价提高多了也不行

　　一方面，根据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测算，如果粮食价格增加50%，且全部能够转化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其农业收入恰好与人均工资性收入持平。从而，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可能受到抑制，影响农民向城镇市民、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另一方面，可能会对我国粮食收购资金、粮食储备等形成太大的压力。

　　为此，综合来看，我国粮食收购价应当提高30-50%为宜。